| 当前，严守农村防线，不让非典在农村蔓延，已成防非攻坚战的关键，快报记者近日对南京周边的一些农村地区展开一次全方位的防非调查。 2003年4月28日，南京六合区竹镇乌山村的赵金林，刚从北京返乡，便开始了长达14天的隔离生活。 赵金林已经和妻儿近半年没见，但为了亲人的安全，他还是选择了与家人分开。 4月底，在六合区马集镇的各个乡村，村委会都对在外务工人员的情况进行了备案，由村委会负责每天一个电话，提前了解务工人员情况，为回家的民工做好隔离准备。村口设了“检查关卡”，村干部轮流值班。 非典袭来，“不让非典进我村、不让非典进我家、不让非典进我身”成了各个乡村的口号和行动。恐惧让村民以“封村”自救 打谷场是六合区马集镇马集村的重点“隔离区”，住着三个从疫区回来的村民。5月13日下午记者在去这个打谷场的路上，不时有热心的村民关切地问记者：“有口罩么？” 走到村路口时突然被人拦下，一位戴着印有“执勤”字样的红袖章干部模样的人，远远地就冲记者招手，大喊：“你们找谁？干什么的？” 待记者说明意图，这个干部笑了起来：“别看这里是农村，可我们防非典工作做得好啊！我们村的几个主要入口都有村干部值班，不是村子里的人是不会轻易让他进村的！”说着，这个干部上下打量了记者，说“遇到外乡人，别的不说，先量体温。”为记者介绍情况的，是该村村委会主任蒋国顺。 他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复印纸———“马集村防非典领导网络通讯网”。 记者看到这张网络图上显示，村里共有"四区人员"33名，其中23人在北京打工；20名“境外人员”，在山东、江西、上海、广西、深圳、海南打工。这些人都是重点关注对象。另有125名境外人员也都一一登记在册。据蒋主任介绍，网络图从4月30日开始准备，5月1日，村干部已经人手一份。 除了网络图，在两天的时间里，马集村起草了几种不同的“保证书”。近期返家民工要保证接受村里所采取的隔离措施;尚未返家的民工，则由其家人保证在其返家前5天，向村委会预先报告，以便村委会有足够时间做好隔离准备工作。在村委会，村长拿出了厚厚一叠保证书，签名的有52名返家民工、126名尚未返家的民工的家属。“大家都很乐意写保证书！”蒋主任说。 下午3：30，在昏暗的光线下，两个村干部正忙着抄“马集镇非典监测重点人群登记表”。表上标明“体温、呼吸道症状、其他症状、备注”等几大项。村长说，这种表每天都要整理一遍。 网络图、保证书加上严密的隔离措施，在马集村形成了一堵厚厚的隔离墙，抵御着非典的入侵。据蒋主任说，如今，他们首创的这套行之有效的防非典体系，已在马集镇全面推行。 可以说，马集村在非典的防治方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村委会的领导干部成了抗击非典的主力军。非常时期，连干部家属也勇当“志愿者”。 5月初，全国率先动起来的农村几乎都做着同样的防治工作。不同的地方，分布在全国的各个角落，在非常时期，乡村居民们以“隔离”自救。卫生所：如何承担防非之重 但遗憾的是，在这次农村防非典的战役中，本应当起到骨干作用的“防疫系统”却显得相对薄弱。 马集村的村民都知道非典可怕。他们看不到报纸，唯一的信息渠道就是电视。对非典，一些村民仍一知半解。 记者随机在乌山村走访了一些村民，无论是田间锄地的老农还是刚放学的孩子，都知道非典的存在。一位年近七旬的陈师傅将之与鸡瘟相提并论：“鸡起瘟，浑身打颤，也发烧，死得快”，另一些村民则视外来人员如洪水猛兽，一名中年妇女和记者说着话突然问：“你们是从南京来的吧？”，说完神色大变，匆匆离去。 记者在一个村庄的田埂上遇见了几名正歇脚的农民。他们光着脚坐在田埂上，坦白地说：“你们来了我们村，我们才和你们说话。现在在外面，我们绝对不和陌生人说话———这样就不会被传染了。病毒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不知道咋样就被感染了！”在他们的印象中，避免与陌生人接触，是非典防治的根本。 记者在六合区采访期间，无论是在人来人往的区政府所在地，还是在村头田边，见到戴口罩者寥寥无几。从区里到乡里，虽然闲逛的人明显少了许多，可是村头打牌、闲聊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在赵庄村村委会旁，正在锄地的李姓村民吐了一口口水在手上，搓了搓拿起锄头。他说：“防非典当然要防，但活还是要干的，谁也没那么多闲钱折腾在防病上。” 一些村民说，“看我们身体都这么好，一年到头都时没病没灾的，也不用吃药啊！”这时，基层卫生组织的作用就局限在给隔离人员量体温。 赵定祥从1984年起就担任竹镇村支书，在他印象里，按竹镇要求，村里搞过两次医疗统筹，一次是80年代中期，一次是1996年左右。每个村民每年缴纳10元的医疗统筹款，村民每年看病的费用可按规定报销，上限2000元。但两次坚持不下去。赵定祥笑着说，“亏空太大，缺口没人来补，搞了3年就不搞了。” 赵定祥也意识到，乡村卫生保健系统急需完善，村民们能不能看得起病，上哪儿看病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5月14日下午4:30，记者走进了负责马集村和马集街道卫生防疫工作的“马集第六卫生所”。和镇上其他几个卫生所一样，第六卫生所在4月中旬刚刚成立。不到80平方米的卫生所被分成门诊、药房、观察室、治疗室4块。卫生所共有医生6人，没有医疗器械，只有体温计、注射器等简单医疗用具。观察室也没有一次性的被褥和卫生用品。 该所负责人阮医生对记者介绍说，他们这6位医生以前都是挂在镇卫生室的名下，在镇上开小诊所的，这次刚刚被集中起来。不过，村民们如果生了大病，还得马上去镇卫生院等上级医疗部门治。现在，连发烧的病人他们也不处理。 这次防非典行动中，卫生所也做了很大的牺牲。他们给每户村民发一张非典宣传单，每天还要抽出两个人为隔离人员量体温，这些都是义务的。对于一个仅有几个人的自负盈亏的卫生所来说，做到这一点已相当不容易。 这些不足在江苏的一些县市农村，形势十分严峻。农村怎样应对公共卫生危机 从卫生部5月10日通报的全国非典型肺炎最新疫情看：河北、内蒙古、山西的农民非典患者分别占当地非典患者总数的26％、18％、9.1％。广东、山西、北京的民工非典患者分别占当地非典患者总数的10.2％、6.7％、6.2％。专家提醒这三个省区要注意疫情向农村蔓延的可能性。在北京的防非工作中，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十分强调农村的防非工作，因为农村卫生条件非常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护他们，确实是我们至关重要的一个大问题。 国务院5月6日下午在京召开全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宣布对农民患者一律实行免费医疗，从留验、隔离到治疗的全过程一律实行免费，包括免费提供住院和伙食。 然而，农村医疗基础设施薄弱，技术力量不足，疫病监测体系不健全，农民相对缺乏必要的卫生防疫知识，防范疫病的意识差，农村防非如何做到万无一失，形势确实不容乐观。 温家宝总理提出：“我们要建立应急的卫生防疫队伍，这个防疫队伍主要面向农村，而且各省的防疫队伍建立起来以后要永远存在下去。这不仅是应急，而且要形成一种机制。因为人们都关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虽然疫情较为严重，但是它的医疗条件、医疗资源还是雄厚的，而广大农村在这方面是缺乏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把预防工作做在前面。” 对此，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周建伟认为，我国从县到乡再到村一级的医疗机构是健全的，但是并没有真正运作起来，在应对危机时，就只能单纯地依靠行政力量解决问题。 “要加强城乡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网络的建设，一个比较可行的思路是，全国乡镇卫生院允许新加入者投资竞争。乡一级普遍设立卫生防疫站，所需经费中央财政拨付。 “或者，采用一些国家比较成熟的运作方式，由一个类似于红十字协会的慈善机构全权负责起整个公共卫生防疫工作，这个慈善机构应该带有行政的性质，有相应的数据库以及咨询服务体系。在公共卫生和应对突发事件时，可以发挥管理与防疫功能。”周院长说。 同时，周院长指出，现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乡村一级公共卫生防疫的医生素质较低，专业知识淡薄的问题。在农村的公共卫生防疫中，这种现状必须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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