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统计对健康不可或缺
Kenji Shibuya 博士1991年在其祖国日本的东京大学获得了他的医学博士学位，并在日本千叶市的帝京大学Ichihara医院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1994年至1999年间，他在哈佛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员。在此期间，他帮助建立了疾病负担和疾病经济后果的评价方法。同时，他也进行过现场研究，包括在柬埔寨和卢旺达，在那里他认识到提供基本医疗保健的卫生系统和证据的重要性。1999年，Shibuya在哈佛国际卫生经济学院获得了他的公共卫生博士学位。2001年，他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循证卫生决策项目组，并从2005年开始成为卫生统计和证据部的协调员。
世界卫生组织是全世界死因别死亡率估计最主要的提供者，数据来自于对其192个会员国所提供数据的汇编。当前，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这类死亡数据对完善卫生体系功能是必不可少的。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有较高死亡率的贫穷国家，并没有关于死亡和死因方面的充分数据，他们的政府只能凭空猜测将哪方面作为卫生优先项目。在《通报》的采访中，Kenji Shibuya博士谈到，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帮助许多国家完善了他们的死因别死亡率资料，但目前仍存在着许多挑战。
问：为什么做一期以死亡率为主题内容的通报呢？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以展示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个长期成为议论话题的领域的领导角色，评估当前的情况和进展，以促进对此方面的讨论。在历史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从提供数据的成员国收集了死因别死亡率资料。目前这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核心功能，但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世界卫生组织在卫生统计方面不再具有垄断权，多方参与者已经出现，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努力和当前最适当的人们共同合作，提供最有效的证据。
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特别是死亡率统计数据，是一些使用率最高的卫生信息，那么哪些人对此感兴趣？为什么？
答：发展中国家正努力奋斗，以满足对监控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方面数据的多方需求。许多国家和全球项目都需要这些数据以得到或者评价基于成绩的资助项目。目前已经有许多新的工具和方法可以用来收集死亡率数据，更多的资源被投入到收集卫生信息和监控卫生保健项目中。目前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在死亡率和死因估计方面获得显著进展，因为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发现，死亡登记数量没有发生大的进展。
问：在增加全球死亡登记比例方面，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是什么？亚撒哈拉非洲死亡登记比例不到10%和65个中等及高收入国家死亡登记比例在90%以上。这种差异如何解决？
答：我们的目标是从所有国家获得有意义的死因信息。在人口众多、经济环境困难以及政治不稳定的国家，按比例将覆盖率从10%增加到90%并不容易。这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当然，我们应该有信心，但我们也必须尊重现实。
问：有时候政府并不承认一些事实数据如该国的HIV/AIDS死亡数。那么当你们遇到压力的时候你们怎么办？
答：实际上，估计数字和来自国家的官方数字之间的差异的确是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尊重由这些国家提供的数据，因为他们是这些数据主要的提供者和利用者。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为提供给公共卫生最有效证据负责。这是我们始终要面对的抉择。真的不容易。我们并不总相信常规卫生信息系统的数据，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检查这些数据，并校正已知的偏倚。
问：世界卫生组织如何避免死亡率数据的重复如结核和艾滋病部门重复统计同一个死亡病例数？
答：世界卫生组织死亡率报告是以ICD-10（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10次修订本）为基础。在ICD-10中规定只能确认唯一的主要死因。对于HIV和结核联合感染的病例，主要死因是因为HIV导致的结核，因此主要死因应归为HIV。世界卫生组织技术部门提供这些估计，但有时候很难指定一个单一的死因，例如对儿童和老人。世界卫生组织同时确定，各种死因导致死亡的总和不超出对各年龄性别组死亡总和的期望值。
问：为什么在不同的联合国部门之间有一些相互矛盾的死亡率数据？
答：从技术上说，估计值差异的主要来源出于数据来源的差别或者估计方法的差异，或者两者兼有。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拿到桌面上说，我们可以让最好的专家对数据和方法分别进行同行评议，实际上去年我们已经做过了多次。这样逐渐数据就会一致，例如，5岁以下死亡率估计在4个部门已经达成一致，这4个部门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口部。
问：世界卫生组织为什么不更详细地解释它是如何汇编全球死亡率统计的？
答：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过程有时候被批评为“暗箱操作”，但我们已经努力做到评估过程透明。例如在提供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数字的最新指南中，包括了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如儿童健康流行病学参考小组。我们正和技术部门一起促进相关卫生统计数据的可及性。
问：为什么WHO死亡率的数据分布时总是不带置信区间呢？
答：实际上，我们并不积极提倡不确定性。我同意我们必须对点估计值及其周围的不确定度的质量更明确，因为数据使用者对估计值的质量越来越关注。虽然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内部的实际操作多种多样，但我们已经在不同的出版物如世界卫生报告（WHR）上发布不确定度的范围。另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HIV/AIDS的估计也是较好的实例。
问：Ellison协会是做什么的？如果发起后它的主旨是什么？
答：据我们所知，该协会计划制定卫生体系投入、产出和影响的基准，以在各国和主要全球项目中评价卫生体系的成果。该协会强调的是可说明性和透明度，对此我也很欣赏。这看起来像是全球疾病负担项目和卫生体系成果评价框架的进一步改善和延伸。目前的好消息是卫生信息领域已经吸引了更多的资源和关注，将会有很好的人才涉入该领域，我希望在分析工作方面能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新突破。
问：为什么在发达国家不使用死因推断？在发展中国家使用这种不太准确的数据收集方式合乎伦理吗？
答：发达国家的生命登记比较健全，具有死亡证明系统，可以获得准确的死因，因此不需要死因推断。死因推断技术并不完美，但是在没有死亡登记的地方，有必要将死因归成几大类，如伤害、母婴因素、传染病等。可以用于根据死者的一些症状和体征来确定死因归类，但不能用于评价详细死因。使用这种不精确的死因确定方法可能不太合乎伦理，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些。
问：在泰国，农村地区的人们必须在7天内报告死亡。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死因是来自墓地的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如何帮助改善这些体系？
答：世界卫生组织在建立标准和支持各国加强死因统计质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分类协会就是做此方面工作的。卫生计量网络也是一个加强各国卫生信息系统的良机。
问：医疗专业人员在处理死亡时往往有偏差，世界卫生如何帮助各国培训医生书写死亡证明？
答：认定死亡原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生关于死因结构的原有知识。例如一个20岁的男性死者，有严重体重下降史。如果我们问捷克共和国和赞比亚的医生死因情况，回答的情况肯定不一样。即使在一个国家内，对死因的认定也是多种多样。同时这也需要知道如何填写死亡证明书，要选择主要死因。在引入ICD-10之前，心脏损伤是日本主要的死因。我很不愿意承认这个，但多年前我在那里做医生时，我也经常在死亡证明书上简单地将“心脏损伤”作为主要死因，因为我不太了解准则。医生需要进一步了解如何正确填写死亡证明书。
问：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死亡数据也不总是可靠？
答：在发达国家，非传染性疾病是最大的杀手，多种疾病联合发病很常见，因此很难确定一个单一的主要死因。随着先进的医疗技术诊断情况也改善了，但仍然会有一些差距。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合适的死亡证明书。卫生工作人员并不了解他们填写到死亡证明书上的信息将在以后进行分类分析，因此他们有时候觉得没有必要提供死亡的详细情况。在欧洲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目前已经有了一套指导如何进行死亡证明培训建议。
摘译自http://www.who.int/bulletin/volumes/84/3/interview0306/en/prin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