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眼中，心理上的问题向来要比身体上问题更加讳莫如深，因为文化传统以及各种复杂的因素，由心理问题而导致的疾病被带上了某种疾病以外的歧视性色彩。自杀，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心理危机而导致的行为，长期以来同样难以得到科学和理性的解释，批判的声音固然堂皇———“自绝于社会，自绝于人民”，但认识到自杀是一种可以预防的行为，并建立一种持久有效的公共支持系统，这种努力，显然要比歧视和斥责更加重要。
救命热线的黑色幽默
2002年12月3日，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回龙观医院宣告成立。这个中心成立伊始的一系列“组合动作”立即吸引了境内外媒体与公众的广泛关注：公布描述中国自杀人群数量及特征的一整套数据、分析引起中国人自杀的危险因素、举办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的研讨会和培训班。这些似乎是一夜之间浮出水面的研究成果和举措，实际上是这家医院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数家地方精神卫生机构共同合作，历时4－5年研究的结果。
回龙观的上述动作被认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首先，将严肃的研究结果公之于众，具有“大揭秘”式的轰动效应，这本身就表明中国社会已对自杀这一敏感问题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姿态；而且，打破沉默也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对于自杀问题的认识水平；另一方面，干预中心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在对自杀现象进行长期的系统研究之后，开始步入预防、干预措施的系统实施阶段。
回龙观的工作无疑是具有建设性的，许多报道提到，这个中心将“提供一条24小时的免费服务热线”，但遗憾的是，这条“救命热线”的电话号码却没有随着这些颇受关注的报道予以公布。
上周日，记者查询到这个热线号码（010－62715511转245），并两次打通电话，不仅为这样一个重要的热线电话竟是医院的一个需要转接的分机而吃惊（接线员说该干预中心从没有另外的直拨电话），更被接线员告知此电话已由曾经有过的24小时开通改为现在的仅在每周一至五的上午8点至下午4点有人接听。当记者询问接线员何时开始压缩成现在的咨询时段时，得到的回答是“有些日子了”。可以想见，如果一个真正的求助者得到这样的回答，会是怎样的结果？
在随后的采访中，中心工作人员张晓丽告诉记者，实际上，中心已设置了一条直拨电话作为热线（号码为：010－62716497），但是如果连本单位的接线员都不知道这个号码，“热线”多少显得有些名不副实。张晓丽同时证实，目前的确仅在上述时间段提供服务。
张晓丽同时提供了一个让人宽慰的消息：一条针对北京市内的800免费电话将在本月内开通，并成为真正24小时服务的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同时开通的还有一部针对外地求助者的电话，这部电话除了电话局收取的通话费用，中心本身并不收费。
据介绍，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有条件的城市都建立了自杀预防中心或者心理热线，这些热线电话24小时有专人值班。世界上各种危机干预中心每年估计可以挽救数十万人的生命。为此，国内有学者提出，应当让危机干预机构的电话号码像火警一样为公众所熟悉！
最初的“生命急救通道”
实际上，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就有人进行自杀方面的研究和救助实施工作。
翟书涛，南京危机干预中心的创始人，也是中国最早进行自杀研究的专家之一，在他堆满了包装盒和工具书的办公室里，少有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作为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翟书涛曾经获得国际自杀预防学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从1986年开始，作为南京脑科医院一名精神科的医生，翟书涛接受国外学术机构的邀请，参加有关危机干预的研讨。此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几乎为空白，人们对于自杀的认识也还停留在道德评判的层面上。1991年，从德国汉堡国际自杀协会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回来后，翟书涛下定决心亲手建立一个危机干预中心。
和国际自杀预防组织最初采用的做法一样，危机干预中心非常倚赖于热线电话的作用。考虑到“自杀”过于扎眼，危机干预中心向社会宣传时都称心理危机干预。危机干预中心的热线电话被登记在114查号台上，南京脑科医院对外宣传时，危机干预热线也常常被作为一个亮点进行公布，在患者当中，不收钱的这条热线口耳相传，借助于这些被动的和不持续的宣传，危机干预热线常出现冷热不均的状态。多时每天会有几十个电话，少时也可能只有几个。
这些年，南京危机干预中心共接到了超过500次与自杀有关的电话。记者看到他们处理的一个案例———
一个中年妇女打来电话，哭诉丈夫情变后自己遭遇的打击。安眠药就放在她的床头，她打算在诉说完这一切后，便结束掉自己的生命。
电话线的这头，危机干预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边耐心倾听，一边在谈话中寻找能够让这位女士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她有个女儿，在谈话中她多次流露了对女儿的不舍。于是他们对这名女士说，“假如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你的女儿今后将有多么痛苦？”
哭泣声停止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后，这名女士说“也许应该再好好想想”。
翟书涛认为，应激性生活事件是发生危机的常见原因。诱发这些危机的原因通常包括：下岗和就业困难；婚外情和离婚率上升；家庭暴力；贫富差距形成和扩大；外出打工，生活艰辛；天灾人祸造成的死难者家属。而危机干预属于短程心理治疗，它是为解决或改善求助者当时的困境发展起来的。与其他精神治疗手段不同的是，危机干预以解决问题为主，而不涉及当事人的人格塑造。更加简单地说，危机干预如同医院的急救室，在心灵的危险信号亮起时，给出一个急救通道。
危机干预中心的危机
12年500人，如果说每一条生命都是无价的，这个数字已经足以傲人，但是相对于每年大量的自杀或者自杀未遂的人口，这似乎又算不得一个辉煌的数字。生存和发展，始终困扰着翟书涛和南京危机干预中心。
刚成立时，6名工作者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者的任务，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只剩下了4名医生。为处理一些个人面临的心理困境，他们常常要动员单位、街道、乡邻一起做工作，这更像是居委会老大妈和片警从事的工作。
南京危机干预中心严格说来是隶属于一家医院的部门。最初设立时，翟书涛曾向医院的领导解释“接电话只要花点时间，不用花钱”。现在也和医院里其他部门一样，同样有经营创收的任务。这给本身带有很强公益性色彩的危机干预中心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阻力。医院领导体谅这种工作的性质，曾特批干预中心的医生可以像院里的行政人员一样拿平均奖金，在种种矛盾中，这项政策也未能持续多久。同时，在现有的机制下，社会公益资金几乎从未光顾过这个中心，仅有的一笔每月1000元的资助，也因资助企业的倒闭而只坚持了两年不到的时间。
翟书涛觉得，没有社会工作者的参与，危机干预起码是不全面的，也难以收到具体的效果。在这一点上，遍布于台湾各县市的生命热线的经验值得借鉴，这些热线的日常工作通常由义工担任，几百名义工夜以继日地守护在电话的旁边，无偿地为那些处于心理危机中的人们服务。他们不仅要有热心，也必须接受长达12个月的有关精神医学、心理、生理、法律常识、协谈技巧的训练，然后还有3个月的实习考核，经过评选合格后才能坐到电话机旁。每周定期值班4小时，且每年还须修满48小时的课程，否则即遭淘汰。
我国内地目前危机干预机构较少，除南京外，现在还有北京的回龙观医院、湖南医科大学、大连医学院等医疗学术机构也设有类似的组织，但这些机构在性质上都还不属于非政府民间组织的范畴，在招募和培养志愿者时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即便是与同类型的专职组织进行比较，欧洲和北美诸国10万至20万人口的城市，都有危机干预中心，人员由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护士和社会工作者组成。我国内地的发展程度依然处于起步的阶段。这当中政府的重视、资金、人力都面临着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
在现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南京危机干预中心依然进行着自己的尝试。去年南京汤山中毒案发生后，他们在第一时间里派出了心理医生走到死难者家属当中进行心理疏导。这种行为本身无疑就已经为脆弱的公共支持体系中加入了非常有价值的一环。
干预进入政府视野
仅以南京危机干预中心为样本，显然还难以看出整个国家的自杀预防公共支持体系的未来。在联合国号召建立国家一级的自杀预防策略的计划中，曾对这种公共支持模式的建立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行动指南，这个指南可以被概括为：形成社区行动的发起者（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应用讨论会以及媒介进行公共覆盖———取得政府决策的支持———制定出国家自杀预防战略———政府和社会各方提供行政、经费和技术资源的协调组织，以保证战略的有效。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描述看到自杀预防公共支持体系未来的全貌。
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中国的自杀预防工作缺乏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来协调整个研究和实施工作，同时政府也缺乏对这方面的财政支持，从而大大影响了工作的成效。综合各国的经验，我国迫切需要制订国家一级的自杀预防策略，这需要国家的重视、在经费等方面的支持，以及相关政府部门（比如卫生、公安、民政、教育、妇联等）的协调，并建议委托国家级的精神卫生机构负责制订国家自杀预防战略和实施细则。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慢性非传染病控制处副处长张立接受采访时手里拿着一份文件，那是去年美联社报道“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高”之后卫生部对此报道的一个说明性文件，这个报道显然曾经引起过有关部门的关注，张立把这份文件作为回答记者问题时参考的主要依据。
张立认为，我国开始研究和关注自杀问题仅仅有一二十年的历史，而国外对自杀的研究和干预已经有100多年，所以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当针对自己的情况寻找预防自杀发生的有效途径。比如加强对于剧毒农药的管理，减少其在农村的可获得性（翟书涛也曾指出，如能改善这一环节，即可显著降低我国农村的自杀死亡率）；对基层医师进行精神卫生知识的培训以提高他们的识别能力；建立科学规范的会诊、转诊制度等，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措施。随着国内自杀发生率的不断上升，他所在的部门对这些措施的实施正在研究、规划之中。
对于国家级的自杀预防体系的建立，张立强调这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联合各有关部门、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努力，光靠卫生部门是远远不够的。张立还提到了国际合作的作用，他透露，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和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正在筹办一个研讨会，将于年内召开的这次会议将把自杀干预体系的建立和实施作为讨论的重点，为政府制定预防和干预自杀的总体策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张立同时表示，目前还没有支持建立自杀预防和干预策略的国家专项经费，今后，一方面考虑争取经费立项，另一方面可以在国际合作中寻求相关的资金项目，以促进完善我国自杀预防体系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