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提供母婴保健服务方面做得很好,但是在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和制止吸烟方面做得不好。中国的卫生体系还必须解决数量众多的家庭因为就医而在财政上陷入困境的问题。这是《柳叶刀》杂志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论文的作者得出的结论的一部分,该论文是由美国马萨诸赛州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刘远立博士及其同事撰写的。
在这项衡量中国的医药卫生体制绩效的全面研究中,这组作者使用了两个主要的指标:卫生服务的覆盖率(即需要某种服务的人们在何种程度上确实得到了该服务);以及卫生服务的可负担性(即家庭大病医疗支出和由于无力支付而放弃医疗的发生率)。该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
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女性的住院分娩率从1993年的20%上升到了2003年的62%;然而2004年高血压治疗的有效覆盖率对于城市人口只有12%,对于农村居民是7%。尽管在2003年45%的城市男性和50%的农村男性是规律吸烟者,其中只有5%-6%试图戒烟。至于卫生保健对家庭财政预算的影响,14%的城市家庭和16%的农村家庭在2003年出现了“大病”医疗支出;15%的城市家庭和22%的农村居民在获取卫生保健方面面临可负担性的困难。
这组作者说,尽管在1993年到2003年间,医疗保险覆盖率在城市和农村都增加了,“根据2003年居民自述放弃治疗或由于担心费用而提前出院的比例,我们可以推断出2003年有4.38亿中国人面临可负担性的困难……可负担性的困难在农村地区更加恶化。此外,在卫生系统覆盖率和卫生保健可负担性措施方面,各地区之间和地区之内都存在很大的不平等。低收入的人们不仅比高收入的人们得到的卫生系统覆盖更低,而且在生病时不使用卫生保健服务或面临大病医疗开支的可能性也更高。需要对中国目前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举措对绩效指标的直接效果进行评估,这些指标还存在显著的数据缺口”。
他们总结说:“我们证明了中国急需构建一个更加全面的在全国和地方具有代表性的数据集(不论是一个群体还是重复截面)从而正确地监测和评估卫生政策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