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铅锌之都”美称的四川甘洛彝族自治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采矿业，一直到2003年都处于混乱无序的开采状态。自1998年27岁的里克乡乐知村村民罗生富“一口气上不来”憋死以来，甘洛县至少有78位农民疑似尘肺病死亡。此前这些疑似尘肺病死亡的农民工，都被当地医院误诊为“肺结核”或“铅中毒”。
90份死亡名单
“罗生富、罗生友、王修中、董继超、董继金、赵建松、赵建康、徐炳全、高和兵、高和林……共90人尘肺病死亡。”2011年3月22日，当甘洛县尘肺病患者代表赵建君4人，将一沓按着手印的尘肺病农民工死亡名单交到记者手中后，4位汉子都黯然流下辛酸的泪水。
死亡名单上：因尘肺病死亡年龄最小者仅27岁，年龄最大者为59岁，其中33—50岁之间居多，占90％以上。
尘肺病患者代表，甘洛县胜利乡沙灌村村民赵建君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们都有在甘洛铅锌矿打工10年左右的历史，都是当地村民，都是肺病死亡的。”
“我们从2009年10月维权，维权过程中就有20多名尘肺病患者死了……我们实在等不住了！”尘肺病患者代表王加勤如是说，“今年一年会有5个重病患者死掉……”
尘肺病患者代表董继军说：“甘洛县至少有200多名尘肺病患者，由于当地对我们提出职业病诊断和赔偿方案不积极，有100多名患者暂时放弃维权，但我们维权的行动还在一步步向前推进。”
“新市坝镇、田坝镇、前进乡和胜利乡是甘洛县尘肺病死亡和患者人数最多的乡镇，是甘洛尘肺病的重灾区。”尘肺病患者代表李忠波说。
在20份由死者家属填写的资料上，记者看到他们生前都有10年左右在甘洛铅锌矿当炮工的职业史，但他们没有一人接受过岗前、在岗和离岗时的体检，也没有一人参加岗前培训，更没有一人与其打工的矿井签订过劳动合同。
根据这些死亡名单，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随后的采访中发现，这些因疑似尘肺病死亡者的子女大都在15－20岁之间，很大一部分孩子不仅在学龄期间失学，更有一些孩子尚未成年就已经走上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的道路，他们的工资收入基本是整个家庭的全部收入。
即便如此再过5到10年，他们的打工收入也不足以偿还父亲治病留下的巨额债务。
从记者调查以及这份90人的尘肺病死亡名单看出，胜利乡、前进乡、田坝镇是全县重灾区，即疑似尘肺病死亡人数最多的乡镇。
尘肺病人的孩子处境悲惨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甘洛县调查了解到，甘洛疑似尘肺病患者的孩子大致分三类，一是因父辈患尘肺病，未成年就打工；二是与父辈一样在铅锌矿打工罹患尘肺病，有的已因病死亡；第三类，成为遗孤。
甘洛县县城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团结街。在团结北街一户没有窗户的出租屋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见到尘肺病患者王加勤和他的女儿王蕾（化名）。
2008年，王蕾15岁，初中毕业。尽管考上了高中，但王蕾坚决要去打工，第一份工作是餐馆服务员。一个月500元工资除“给自己留一点零花钱外，全部都给爸爸买药治病”。
她清楚地记得，上班第一天，她给客人端菜时，不小心将菜汤洒在客人身上。当时，那个男人非要她跪在地上磕头认错……
甘洛疑似尘肺病患者部分家庭，妻子在丈夫尘肺病早期时就抛弃家庭，远走他乡者屡见不鲜。也有妻子改嫁后，孩子由爷爷奶奶，或者伯伯叔叔收养的。
尘肺病代表赵建君，亲弟弟赵建松、堂弟赵建兵以及堂兄徐炳全三人都因疑似尘肺病病故。早年随母亲改嫁后改随继父姓的堂兄徐炳全，以及堂弟赵建兵因一直未婚，没有后顾之忧，然亲弟弟赵建松的两个孩子均由赵建君收养。
32岁就撒手人寰的王修中，留下老婆和不到2岁的女儿。当前，26岁就守寡的张友跃在甘洛县县城做裁缝、修拉链，养活自己和上幼儿园的女儿。
2010年2月25日，70岁的甘洛县田坝镇干海村村民古道千病故。古因此成为甘洛县疑似尘肺病病故年纪最大的村民，也是在甘洛铅锌矿打工年龄最大的农民工，更是在铅锌矿打工者中时间最长的农民工之一。
此前，古道千的女婿两河乡马尔朵村村民蒋佰强于2009年11月14日疑似尘肺病病故，仅4天后，古道千的大儿子古明朝疑似尘肺病病故，古明朝留下两个在上高三的儿子。
58岁的罗家强，是甘洛县新市坝镇柳姑村村民。老人在甘洛铅锌矿有9年时间“工龄”。2005年，老人左眼出现白内障，去 凉山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告诉他因尘肺病不能进行眼科手术。
老罗的大儿子罗生安在甘洛铅锌矿打工当炮工11年时间，疑似尘肺病病情相当严重。二儿子罗生福也在甘洛县铅锌矿干过七八年，2007年，在重庆一家矿山打炮时，与老人的小女婿一起因井洞内二氧化碳超标窒息死亡。
患者：我们在等死
3月21日下午2时许，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来到甘洛县新市坝镇则沟村河边组，甘洛疑似尘肺病重病患者中唯一的一位彝族同胞——阿布子家。
三间土木结构的瓦房，客厅里没有一间家具，空荡荡的。左侧卧室是阿布子的，黑黢黢的，一个29寸电视机大小的窗户被木板挡着，屋顶四周的空隙透射着拳头大小的光柱，隐约看到屋内的布局，凉风吹进屋内，阿布子身上披着彝族人特有的羊毛做的服装。
打开随身携带DV的灯光，勉强看见床头放着几瓶尘肺病患者常服的西药，一些熟食和几片腊肉。
屋内放着几个装着小半袋玉米的编织袋。阿布子说，家里只有这400斤玉米做3个人的口粮。
听到阿布子靠每月46元的最低生活保证金过日子，同行的志愿者杨霁先生，拿出100元钱让老人先买袋面粉。一再让老人保重身体，说将以最快速度募集社会捐款，安排老人住院接受治疗。
57岁的阿布子有3个儿子，老大阿木差布的正在上小学的女儿阿衣克扎由阿布子夫妇抚养着。
他说，自1989年到甘洛赤普矿区前进2号井，还在罗日沟矿区22号副5号井干过，干炮工活一直到1996年10月才因身体不适不去铅锌矿打工。
一天都离不开药物的阿布子，自“2004年第一次住院，先后5次接受住院治疗”，到现在每天离不开药。
“家里的钱花完了，病情越来越严重，没钱治病……”
阿布子尽管贫困到家里只有400斤玉米，但这位天主教徒始终没有中断在家里向教友们传教。
41岁的王加勤，自1994年首次到铅锌矿当炮工，一干9年。2004年后半年，因胸闷、气短、咳嗽、乏力等症状到甘洛县疾控中心检查，医生告诉他患有尘肺病，“最多有5年时间”。
由于失去劳动能力，为了贴补家里，王加勤到甘洛县城开了一家店铺，过上租房过日子的生活。
2010年7月，王加勤卖掉乡下的房子，带着13000元去川大华西第四医院做洗肺手术。
“我的房子卖了10000元。”王加勤告诉记者，“向亲戚朋友借了3000元。”
由于做了洗肺手术，也因为离开住在半山腰的乡下，2011年，王加勤已经活了第6个年头。
杨洪全是田坝镇挖夯村村民。
“得了尘肺病，老婆跑了。”杨洪全说，“两个儿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当我问到两个孩子的名字时，老杨一时竟想不起孩子的名字，也忘记孩子年龄到底多大。
老杨的家境跟阿布子家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因尘肺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钱治病，家里完全依靠哥哥姐姐照顾，为什么还要让两个孩子读书？
老杨的回答很朴实：就是为了不让孩子抱怨。他还说两个孩子读书的费用也完全依靠哥哥姐姐们帮忙。
78名维权患者
“2009年10月，我们刚刚维权的时候，有200多名患者参加。与县政府多次交涉，都因为我们没有劳动合同，无法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100多人放弃了维权行动。”甘洛尘肺病代表如是说。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调查了解到，甘洛县铅锌矿位于该县北部山区，按地理位置分五大矿区——分别是赤普、埃岱、罗日沟（干沟）、沙俄祖和915矿区。
受经济条件限制，甘洛当地农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在铅锌矿打工，但由于井硐内作业农民工几乎无任何劳动保护措施，所有人井下作业者都在封闭的井硐长时间吸入大量铅锌矿粉尘。
“一个口罩老板都要扣5元钱。”曾经的矿工们都这么说，“那时候我们一月的工资才300元呐！”
甘洛当地铅锌矿农民工疑似尘肺病爆发是从2003年开始的。当年10月，四川省整肃甘洛铅锌矿，甘洛县政府收回所有矿井并进行拍卖。当年，数万农民工集中“失业”，不得已全都重新回到农村，进行相对繁重的体力劳动。
几乎同时，矿工们都发现自己不能干重活了。大家集中出现胸闷，气短甚至咳嗽症状，看似健壮的身体日渐消瘦。
一些到多家大医院就诊的矿工终于明白自己患了尘肺病，而更多的人则被诊断为“肺结核”，仍有大量患者不知道自己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只在村卫生所买些润肺、止咳的药物。
随着一部分疑似尘肺病重病患者陆续死亡，以及一些患者病情日益加重，他们才意识到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法律意识极度薄弱的农民们仍然“不知道这到底是自己的错还是企业的错”，他们“不知道是企业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利”，“也不知道尘肺病就是职业病，更不知道职业病属于工伤”。
直到2009年，他们听到同样在甘洛铅锌矿打工的乐山籍农民工进行维权行动，才从工友手中拿到一份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下发的文件。那一刻，他们才明白要进行维权活动，向企业进行索赔。但曾经的企业是被县政府收回后合法拍卖的，企业法人已经彻底不存在了，法人代表也找不到了。于是，他们的维权便转向与甘洛县政府。
艰难的维权
为了彻底了解自己的合法权利，矿工们推选了自己的维权代表。代表们专程赶赴四川省首府成都，向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进行咨询。
经相关人员耐心解释，以及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快将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劳社发【2008】22号文件，他们才明白像他们这样的尘肺病患者属于“老工伤”范畴。
2009年10月24日，甘洛县疑似尘肺病患者推选了5名所谓尘肺病患者维权代表，开始了他们的维权之旅。
15个月过去了，维权行动只取得了第一步，78名疑似尘肺病患者在凉山州疾控进行职业病诊断检查。代表们说结果将于3月底，最迟4月初会出来的。
尽管与甘洛县政府几次交锋，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都认为患者没有可证明自己劳动关系的证据，但他们对维权行动依然很乐观。
“当前的《职业病防治法》的职业病诊断，将农民工完全拒之门外，这种门槛的设立是法律的疏漏，这不能说明我们不是职业病。”尘肺病患者代表赵建君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肺就是最好的证据。”
“200多患者的维权队伍减少到70多人，这不仅仅是患者的无奈，更是政府的悲哀。”尘肺病患者代表董继军和王加勤坚定地说。“我们将会坚持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