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凭什么停在这里，堵着我的道了！”“我们是999急救中心的，正在抢救病人。”“那我不管，你们这样耽误我时间了。”
9月28日下午三点三十分，记者随车牌为“京J J9278”的北京999急救中心急救车到达北京市海淀区安平庄怡美家园小区门口，抢救一名因酒精中毒而倒地昏迷不醒的男子。急救车就近停在昏迷者身旁，他被医生抬到车上后，正在扎输液瓶，而车后却冲出一名中年男子，对着我们咆哮不已。
“难道你的时间比人家的生命都金贵么？”现场的两名警察愤怒地反问道，但那名男子继续咆哮着，直到记者掏出手机要拍照，他才悻悻离去。四周站满围观的群众，但没有几个人帮急救人员说话。
“这种情况经常有，每一次在现场，周围人说什么的都有，有的时候在小区抢救，占用一下人家的车道，居民们就不干了。”随车的医生杨智芳告诉记者，“今天还好有警察在现场，往常比这过激的人有的是，他们觉得自己的事情才是天大的，比别人的生命还重要。”
爬过北京每一座山
9月19日，北京市红十字会向工作满十年的999急救中心职工颁发了纪念牌，在这个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上能工作满十年，确属不易。
急救人员每天是24小时工作制，从早八点上到次日早八点，24小时随时待命。急救中心副院长田振彪告诉记者：“晚上他们要和衣而睡，就是只脱掉鞋子，最多脱件上衣。因为按照规定，接到急救电话后，两分钟内车就要开出去。”
急救车从外面看起来似乎很大，实际上人坐进去后，会发现里面的空间其实很小。车厢里放着几柜子药品和抢救设备，加上一张担架床，医生和护士只能坐在车窗下的侧座上，没有扶手，车一开起来，颠簸得要命。从来不晕车的记者，在面包车里被晃得天旋地转，一个小时后强烈的呕吐感已到忍耐的极限，下车后已经走不直道。而每名急救医生，每天要这样出车十几次。
“经常一出车就是一宿。夜里打急救电话的情况比较多，而且没有亮光，地方不好找。”杨智芳在颠簸的车上告诉记者。
目前直升机救援还没有普及，在北京西部的山区，急救人员只能手脚并用爬上山。“跋山涉水的事都干过。”田振彪如是描述他的急救生涯，“北京周边的山区，每一座山我们的医生都爬过，包括我在内，阳台山、鹫峰、妙峰山、凤凰岭、八达岭，我们都爬过。抢救的时候医生们提着沉重的担架，徒步两个小时爬上去。”
“山上救援都是野山，根本没开发过，也没有正常的道路，全部都是自己爬，一次就是多少个小时，上次记得是一天一宿，拎着药箱、担架还有各种设备，夜里打着手电搜救。”急救医生朱俊鹏回忆起爬山搜救的经历。
十年间，999急救中心共救助病患200余万人次。“我们碰面的时候，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喜欢聊救过多少人，怎么救的，听见别人救人成功，自己也高兴。”朱俊鹏如是说。
没能为父亲送终的司机
24小时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灾害现场一切皆有可能的危险状况，使得急救人员在工作中，太多个人的事情只能让路。
急救车司机刘春山提起当年“蓝极速”网吧大火救援的惨痛场景，至今仍心有余悸，急救人员冲到现场时，房间里浓烟密布，由于网吧被老板用铁窗封闭起来了，他们只好从卫生间后面的小窗户爬进去，一次只能钻进去一个人。屋子里面四处都是烧焦的残骸，血水顺着地面往外淌，滚滚热浪袭得大家差点出不来。“消防车喷出的水就从房顶上顺着滴进脖子里，当时没什么感觉，后来才发现全起大泡了，大家都被烫伤了。”
司机朱东升的故事让人唏嘘不已。他出车抢救一个病人时，听到车载电台里传来一个病人家庭的报警，他发现竟是自家的地址，而自己的父亲长期身体不好。他没有违反规定调头奔向家中救父，而是强忍泪水，继续将车上的病人送往医院。朱东升到了医院后收到了父亲已过世的噩耗，老父亲在临终之前，没能看到儿子最后一眼……
依照我国现行法规规定，急救医生必须是执业医师，而并非像一些其他国家，采用急救员制度。所以每辆急救车上的医生，基本都是本科以上学历，这也就意味着，当其他的执业医师已经跻身于大医院之时，他们却要每天抬着担架奔波在京城的大街小巷。可即便如此，离开急救队伍的人却很少，“我们的队伍是稳定的，这点非常让人欣慰。”田振彪表示。
有种委屈叫无人理解
明明是不顾一切赶时间去救人，但急救人员却往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冷言冷语和无名委屈。 “在马路上，从来没有车给我们让道。”杨智芳在返程时说起这些，感到有些寒心，“如果车上是他们自己的家人，他们又会怎么做？”
北京的交通状况不甚理想，高峰期堵车情况较为严重。急救中心甚至为此配备了50辆摩托车，如果堵车实在太厉害，就先派摩托车穿过车流前往现场。
“有时我们已尽力了，但家属还是嫌慢，打电话过来骂，各种脏字不堪入耳。”调度中心魏萍主任告诉记者，调度员很多都是20多岁的小姑娘，含着眼泪听完电话，中午饭也吃不下去，忍着委屈什么都不说，继续上班。
“有的人晚上打来电话，却说不清楚自己小区的具体名字、门牌号，为此耽误了时间却责怪我们，我们要求城乡接合部平房区的家属到路边迎车，家属不愿来，还埋怨我们，平房区没有门牌号，他们若不来迎车，我们很难找到地点，更耽误时间啊！”杨智芳如是说。
“当我们尽全力去救人，但却落得一身埋怨，这是最委屈的。”朱均鹏说，“病人不理解，我们就只能这么承受着，能把他们救过来，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再大的委屈都能忍过去，真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生命更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