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十年后回首春天
我们总会在某些时间怀念某些人，就像树枝在每一次开春，怀念去冬的落叶。
10年前的今天，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病逝。伴随着这个日渐陌生的名字的是，那次侵扰全国的恐慌，那迷一样怪兽一样的SARS，让象征生存的医院成为生命的雷区。
叶欣，是死于SARS的第一位医护人员。再提及这个逝者的名字，并非因为哀痛，亦非因为对殉职者的崇敬；而是想因他们之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下一个类似SARS的恶魔明晨到来，我们拥有什么？
这是唯一能告慰逝者、提醒生者的问题。
如钟南山院士所说，SARS是一场遭遇战，无论是个人、医护人员还是国家，以毫无准备之血肉之躯，面对来势汹汹的神秘病毒。
正如人体遭受病毒后，会产生抗体，得以抵御这种病毒下一次袭击；中国遭遇SARS侵袭后，也逐渐产生“抗体”。
SARS过后，无论在自我防护还是治疗措施，医护人员变得更专业；中国疾控体系亦摆脱防疫站模式，建立网络直报，乡镇卫生院能直接向北京报告感染人数；数百亿的投入，数千所传染病医院的改造，令中国医疗救治体系，更从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还有意义更深远的“中国抗体”，政府信息公开、官员问责、开展国际合作、对公众知情权与健康权方面，在SARS后，均迈出关键步伐。
我们通过这期特刊，揭示“抗体”的建立对中国发展的重要含义，展示“抗体”建立过程中的曲折之路。十年前，叶欣们用血肉之躯抵抗SARS；十年后，国家抗体承担起庇护国民的重任。
那个春天给了一些人特别的身份，“非典病人”。多数人后来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也有部分人，有后遗症的人，日子被定格在非典里。这十年，有人开辟了新的人生，也有人还挣扎着走出。不一样的人生里，都努力想要更好的生活。
方渤意识到自己老了。他看了记者拍的一张特写，发现自己看起来像70岁。
SARS十年，从51岁到61岁，他经历了几次大手术。
这十年，同仁医院的医生岳春河则开始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路。
岳春河是因公感染的后遗症患者之一。“经历生死关头”，让他觉得看人生更清晰，“有了更广阔的人生视角”。
他目前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学了心理咨询。他说，某种程度上他感谢非典。
方渤则觉得，十年像一天。后遗症患者被从原来的生活中甩出，定格在2003年那个春天。
有一些后遗症不严重的，在正常上班和生活。像方渤这样非因公的后遗症患者，列入北京市免费治疗名单的有152人。岳春河这样因公后遗症患者则有140多名。
“忘掉非典”
说起当年事，方渤语速又急又快。
妻子，女儿，女婿，一个接着一个感染。“这故事我讲了十年。”方渤说，你说我像不像祥林嫂。
他身后，是妻子和他年轻时候的照片。
方渤当年离开北京在东北下乡，回城不易。有房子，稳定的工作，女儿女婿和他们住在一起。
该享福了。非典来了。
15岁时就认识的妻子走了。方渤出院回家，床上的被子还摊开着。
物是人非。另一名患者杨志霞，出院回家看到桌上发霉的白粥，那是丈夫去医院前的早饭。他没能再回来。
邱明月，一家人去东直门医院给母亲看病。10个亲人感染，死了3个，母亲、二哥和三哥。
她曾经是个骄傲美丽的女人。她说“2003年之前，我们兄弟姐妹每家人都有车”。
现在一家人谁也顾不上谁。嫂子靠低保生活，听记者问够用吗，她神情索然，“我从来不问，不够用难道我能给吗？我自顾不暇”。
在方渤看来，好歹自己活下来了。还要更好地活下去。
他出院没多久接受了“面对面”王志的专访。节目里他看起来乐观。他说我要建立信心，恢复生活的勇气，今后的日子还是很美好的。
他说50岁得了非典，算是一场新生。
和他一样，治愈的很多病人，当初都准备“忘掉非典”。
“后遗症”生活
邱明月是2003年下半年感到双腿无力的。当时东直门医院有个计划，免费给得过SARS的人做核磁检查。
“双侧股骨头坏死”，听了结果，邱明月一屁股坐在地上。一家七口一起去的医院，挨个检查，“一个也没跑了”。
杨志霞听说有这个后遗症，开始怎么说都不去查，“害怕”。2004年初，查出股骨头坏死，她从医院一路哭回家。
在后来的152个非因公的名单里，有残疾证的有80多人。
因公感染的医护人员，知道后遗症，还要早些。2003年8月，“股骨头坏死”也曾经让岳春河消沉了几个月。不过他接受现实，“既然遭遇了，不如过一个新的人生”。
在病友里，有种说法，叫“双料”，意思是既有股骨头坏死，又有肺纤维化。
李朝东就是双料，“腿像一块糟木头，肺像一块毛玻璃”。到了夏天，“喘气要伸着舌头”。他的妻子鲍宝琴也有后遗症。
邱明月在家洗菜都要坐轮椅，她谨慎，“我要省着用（腿）”。
方渤愿意冒险。他做了全国首例自体骨肝细胞移植。双腿髋关节置换，大腿上留下长长的伤口。
岳春河的状况要好很多。他每天坚持锻炼。坐了一年轮椅，拄了两年拐。2006年起就很少吃药了。
不过对于多数后遗症患者来说，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病症，让他们很难彻底走出SARS的阴影。
心里的世界
更难以消弭的是心理阴影。
后遗症患者胡瑜说，精神上的打击让很多人心理不健康。这是对他们生活最大的伤害。
2006年，有人为这个群体做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重度抑郁者大概占39%，中度抑郁22%，轻度占13%。
有的会恨。邱明月说，她嫂子会恨他们一家，“病是你们家传给我老公的”。
方渤的亲家也这样埋怨过。他当时吼了起来，“这病毒是我发明的？”
在他们的抑郁症报告书里，常常最高那一项是“敌对”。
敌对，就是看谁都不顺眼，疑心重。邱明月说她见不得别人过得好。有时候无法控制地骂骂咧咧。
乔宝峰的妻子出院后，再也不去医院。甚至恐惧出门，她总觉得空气里有东西追着她。她觉得什么都脏，每天花四五个小时洗澡。
当年那个最小的非典患者，只有8个月，长大到10岁了。他们一家人不愿让人知道孩子得过“非典”，也从不参加后遗症患者的聚会。怕曝
光后孩子在学校受歧视。
方渤说刚刚知道后遗症的时候，想过寻死。
直到现在，激动的时候，他会哐哐拍出两盒药。用略带挑衅的口气：一片能睡两天，20多片，够我吃的了吧。
他会去KTV吼歌，最爱唱《我想有个家》。他抽烟、喝酒，喝醉了有时发酒疯。不过现在，方渤在克制自己。作为媒体关注SARS后遗症的代表性人物，他觉得自己身上担了责任，“不能坏了大家的事”。
免费医疗
这个群体慢慢聚到了一起。
有的是在病房里认识，有的是在检查身体时遇上。慢慢就有了一个名单。
病友成了他们最亲切的称呼。后遗症患者张文荣说，和病友在一起心里才踏实，同命相怜。
在他们看来，后遗症也该有人负责。他们想要个说法，要赔偿。
方渤作为媒体报道最多的人，资料慢慢都汇聚到他这里。
方渤家里放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封皮写着“绝密信息”。他会把记者的采访提纲也留下来，夹在里面。
在一个医院的食堂里，这个群体选出了十个民意代表，去争取利益。方渤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
方渤是个厨子，读过五年书。他说，有时候一个字会琢磨半个月。比如，赔和补两个字的差别。
群体里有文化程度高的人，“是智囊”。边晓春是其中之一。
他的后遗症轻很多，后来基本痊愈。除了帮助其他患者做些争取权益的事，他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变化。
2010年，他们找到一份卫生部文件。这个文件在2003年的4月8日已将非典列入法定传染病管理。而这个群体里很多人是当年4月十几日才染病的。
邱明月说，要早知道医院有非典病人，当时母亲那点病，“忍忍就过去了，不会去医院”。
方渤最烦别人问，“你过得怎么样？”他会立刻激动起来，“我说我活得好，你信吗？”
他们尝试了各种途径。包括定期陈述群体需求。
事情一点一点有了变化。
2005年，北京市将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和抑郁症列入免费治疗的范围。
自我救助
2012年3月2日，方渤在和几个后遗症患者聚会的时候拍了桌子。
他情绪激动，因为有人传话说，基金分配不公平。
喝了点酒，他哽咽着说，自己做这件事情有多不容易。
2012年，这个群体成立了一个基金。有家爱心单位，看到方渤的故事，想给他捐点钱。
成立基金的念头已经很久了。方渤说，能不能把这笔钱给我们这个群体。
一个月3万块钱。在方渤看来，重要的是“先把池子建起来”。
最终，他们找到了北京市残联挂靠，成立了帮助非典后遗症患者的基金。
怎么分钱？在这个问题上，反复讨论。有了基金，有了好的分配方式，才能持久。
他们认为平均分是不公平的，家庭情况不同，病情也有轻有重。
患者边晓春提出了加权平均法。在方渤看来，这种方式可以称作“算分”。
他们自己讨论出一个标准，残疾人算一分，重残算两分，家庭有非典亡故者，加两分。所有参加的都签了协议，意味着同意这种算法。
也有人不参加。比如赵利民。他说，我不要钱，我要的是法治进步。
另外有几个人，说家里条件还可以，把钱留给更需要的人。
从2012年9月开始发放。一个月下来，少的不到一百元，多的也就四五百。
杨志霞想不明白，为什么这点钱还有人会有不满。
他们希望这个基金越做越大，政府、社会的力量一起参与进来，解决非典后遗症患者生活和治病的后顾之忧。
“过得更好”
十年，改变了很多事情。
杨志霞的儿子娶了媳妇，生了儿子。去年的年三十，和哥哥一家吃饭。算了算，家里又新添了四口人。
日子一天天过，也慢慢好起来了。
杨志霞唯一担心的是自己老了，浑身是病，会成为儿子的负担。
这十年有人再婚，也有人离婚。
方渤常常会处于矛盾中。有时会说，想尝试一段新生活，“即使是有风险”。
更多的时候，他会说，我忘不了，不可能忘。“非典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非典了”。
对于他们的利益，对于基金的发展，方渤说，他能想到的就是推着往前走。
在岳春河看来，“痛苦的人虽步履艰难，但他们不仅能品尝人生的痛苦，也能看到快乐是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幸的人人生更加丰富。”
方渤开了微博，向公众求助，希望成立救助基金。看到不断的转发和评论，晚上兴奋得睡不着觉。
岳春河也喜欢在微博上跟人交流。他本来就喜欢关注人的内心。他现在在家写点东西，学自己喜欢的心理咨询。
他希望有一天自己的人生经验能帮助更多的人。
方渤的心很大。他希望能帮助非因公的后遗症患者，以后也扩展到医护人员，再以后，是所有得过非典的人。
他说，不为什么，就为了我们都应该比现在过得好。
新京报首席记者
张寒 北京报道
2005年，北京市将SARS后遗症中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和抑郁症等列入免费治疗范围。
时间一天天过去，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
SARS传播
2003年2月底
一对在香港感染上SARS的老夫妻回到多伦多，随后发病，传染多位亲属。SARS入侵北美洲。
2003年3月15日
一位新加坡籍医生在德国法兰克福转机时检查被发现感染了SARS。这是欧洲第一例SARS病例。
WHO宣布越南成为全球第一个控制住SARS疫情的国家，并且解除对这个国家的旅游警告。
2003年7月5日
WHO宣布最后一个SARS疫区中国台湾被解除，标志着SARS得到了初步控制。
2003年8月5日
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死亡916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