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化剂”走进中国公众的视野开始于台湾的“起云剂中添加塑化剂”丑闻。作为在食品中使用工业原料的典型，这一丑闻影响深远。所以，当酒鬼酒被曝“塑化剂超标”，立刻就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而随后中酒协关于“所有白酒中都含有塑化剂”的信息通报，更进一步导致群情激愤。
公众总是希望食品“绝对安全”，所以任何“有毒成分”“污染残留”的存在，都会引来口诛笔伐。然而，“有害污染物”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广泛存在的。塑化剂只是其中的一种，甚至是比较普通的一种。它的危害来源于“雌激素活性”。
雌激素是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不仅跟生殖发育有关，对其他器官也有调节作用。无论男女，雌激素水平异常都会导致身体异常，比如脂肪代谢、蛋白质合成、胆固醇组成的变化等等。对性激素敏感的癌症也与雌激素水平的异常变化有关，比如乳腺癌和前列腺癌。
人体会自己调节雌激素的分泌，让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处于合理水平。而环境中有一些物质也具有“雌激素”活性。1970年代，美国一家工厂向詹姆斯河泄漏了大量的开蓬。开蓬是杀虫剂灭蚁灵的有效成分，其化学结构跟雌激素相去甚远。但是后来发现有工人的精子数显著下降，而这是雌激素影响男性健康的表现。科学家们经过检测发现，开蓬确实具有微弱的雌激素活性。这些泄漏的开蓬使得詹姆斯河从1975年开始禁渔，直到1989年开蓬的含量才下降到可以接受的地步。又过了十几年，河中也仍然能检测到它的存在。
开蓬并不是唯一具有雌激素活性的环境污染物。这一类物质被称为“环境雌激素”。虽然它们在分子结构上可能与雌激素相差较大，却仍然可以影响人体雌激素的水 平。科学家们进行了许多研究，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雌激素是小分子，进入细胞核之后，和那里的“雌激素受体”结合，然后附着到DNA上， 影响基因的表达。雌激素受体就像一把锁，雌激素是原配的钥匙，但却不是唯一的钥匙。还有很多物质能够与它结合，得到的产物也能影响基因的表达。有的物质虽 然不能开锁，却可以影响雌激素的分泌，或者影响雌激素进入细胞核，或者影响雌激素受体的合成。从结果来看，它们都导致了体内雌激素的异常，最终影响人体正 常的生理活动。这种影响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某一方面的症状。
目前发现的环境雌激素很多。塑化剂是其中的一类，它也包含着很多种具体的物质。比如在台湾起云剂丑闻中使用的是DEHP，而这次酒鬼酒中超标的是DBP。 比塑化剂更普遍的环境雌激素是某些杀虫剂、除草剂、灭菌剂，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滴滴涕。还有一些工业污染物，比如多氯联苯、二恶英。一些药物比如避孕 药自不必说含有雌激素，甚至有些洗涤用品的成分也有雌激素活性。塑化剂是从从塑料中溶出的环境雌激素，类似来源的还有已经广为人知的双酚A。甚至有一些重金属，比如铅、蚣、镉等，也具有雌激素活性。
这些环境雌激素一般是现代工业带来的污染物，这也使得许多“原生态”追求者对现代工业充满了质疑。而实际上，许多天然的植物中也会有环境雌激素的存在，最为 人们熟知的大概是豆类中的异黄酮。全谷以及蔬菜水果中的一些“植物化学成分”，也具有雌激素活性。这些成分人们已经吃了千万年，仅仅是以前不知道而已。
环境雌激素是如此普遍。虽然塑化剂让许多人恐慌不已，而实际上它并不能算最严重的。如果要追求“再少的有害物质也不可接受”，那么只能把人类社会退回到工业革命之前——而即使如此，那些天然的环境雌激素也还是不可避免。
不管是塑料、杀虫剂、避孕药还是其他工业产品，毕竟是为人类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我们不可能因为“对健康可能带来风险”就拒绝它们，现实的做法就是：积极 地去发现、检测和评估各种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搞清楚他们的作用机理与剂量关系，尽可能准确地找出对人体健康不产生影响的剂量，然后制定安全标准。然后， 评估人们能够接触到的量。如果安全标准大于接触剂量，那么这种污染物的存在就可以接受。反之，就要想办法去减少它的存在，并且寻求其他更好的产品来取代 它。
就塑化剂来说，基于目前的科学认识，世卫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联合专家组认为：从合格塑料中溶到食品中的塑化剂是“可以接受”的。这次白酒中的塑化剂含量 不算低，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风险”，只是这风险比起酒本身的危害，完全可以忽略。实际上，塑料容器装的油脂和医疗用品中的塑化剂可能更值得关注。基于目 前的评估，我们没有必要草木皆兵，每天生活在恐慌之中。但是污染毕竟是污染，在技术和经济可以承担的前提下，我们依然应该去追求污染更小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