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起草第一份“非典”现场调查报告 传染病防治专家何剑峰接受本报专访
2003年春天，广东对突然暴发的“非典”疫情的围剿是成功的，甚至成为公共卫生重大危机处理的典范。十年过去，回望“非典”，满街的口罩、食盐和板蓝根的抢购风波、医护人员舍生忘死迎战的悲壮等充满着记忆，“非典”从何而来、是什么等众多谜团未获破解，至今令人牵挂。
当年拿着第一份非典疫情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冲到省卫生厅主管领导冯鎏祥面前的传染病防治专家何剑峰，现在已经是广东省疾控中心首席专家、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除了感叹抗击非典一役，使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从此获得高度重视、快速发展外，在解谜之路上，至今也只能无奈回答“不知道”。
文/记者何雪华 通讯员梁宁
一场“非典”，仅广东省中医院ICU里30名医护人员就被感染17人，香港一役就痛失299条生命。难怪无论是当年还是十年间，“非典”一词都让世人闻之色变。
2013年2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敦促各国，警惕一种具有潜在致命性、类似“非典”病毒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建议对“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或对严重、进行性或并发症、且治疗无效果的呼吸疾病患者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目前全球报告此种病毒感染病例已有12例，5人死亡。
类似“非典”的字眼，仿佛一下子又把2003年的阴霾拉至世人头顶，并促使人们再度追问：“非典到底来自哪里？它还会卷土重来吗……”
“非典”病毒源头至今尚未弄清楚
记者：2003年暴发的“非典”疫情，河源、中山、佛山先后出现病例，但病毒起源一直没有最终明确。十年过去了，专家们把源头搞清楚了吗？
何剑峰：很遗憾，至今我们尚未弄清楚“非典”病毒的源头来自哪里。较多证据支持的是，病毒来自于野生动物市场，可能来自市场里的果子狸、猫、蛇、山猪、黄猄、兔、山鸡等，也可能包括蝙蝠。我们也曾沿着这一线索追查，可惜的是，涉及到的野生动物市场已经清理了，变成卖蔬菜的了。
记者：近年来，不断有人质疑果子狸被“冤”了，如今的研究仍然把果子狸作为最重点的“非典”病毒嫌疑源头吗？
何剑峰：并不能断定归咎果子狸是“冤假错案”。至今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果子狸不一定是产生病毒的源头，但不可否认的是，果子狸是病毒可能性最大的载体。
近年来，国内外都有人在研究“非典”病毒源头，比如产生于蝙蝠，人工形成“非典”病毒等，但都没有找到充足的论据，更无“板上钉钉”的过硬证据。
记者：“非典”最先发生在中国，但世界卫生组织却采用了外国人的命名SARS病毒。作为流行病学专家，您如何看这一情况？
何剑峰：这确实体现出当时我们的流行病科研技术水平的客观实力。最先明确致病原的并不是中国人，是外国专家明确了冠状病毒。当时我们排除了钩端螺旋体、军团菌、支原体、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炭疽、肺鼠疫、流行性出血热等传染病的可能性，就是没有办法排除禽流感。不过，作为流行病学研究来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至今还是很准确的。
记者：和成人相比，“非典”儿童病例数量少、症状轻，几无死亡病例，为什么会这样？
何剑峰：“非典”一役后，这个疑问被提出且进行过研究，结果是“没答案”，没有证据显示这是“非典”的选择性作用。“非典”早期病例通过野生动物市场起源，感染者是成年人（厨工），之后被感染的多为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在家庭或儿童聚集的小圈子感染机会低微。事实上儿童也有感染“非典”的。可能“非典”病毒的传播环境、特性，与儿童感染机会少有关。
记者：“非典”一役，伤亡惨重，“非典”会不会卷土重来？
何剑峰：正如前面所说，源头都未查清，我们真不敢说“非典”还会不会再来。能肯定的是，万一真的“非典”再来，会有人受感染，但感染范围会非常小；有医护人员感染，但绝对不会再大面积“中招”。“非典”让我们吃了大亏，却给我们提了醒。凭着如今对医生疾病预防控制的培训，我们绝对相信，能将伤亡情况控制到最低的水平。
十年后的我们可能无法想象，“非典”发生之年，人们普遍不知道“疾病预防控制”到底是干什么的。如今，一旦有任何流行性传染病的异常情况，省、市、区三级疾控中心都会成为媒体追访的对象。别听谣，别传谣，一切听疾控专家的。
对于这样的大拐弯，身经“非典”战役，并在随后十年间见证着广东疾控迅猛发展的传染病学专家何剑峰生出很多感叹，并坦言，这是凤凰涅槃式历练后，“非典”留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巨大遗产，“非典”一把扭转传染病防控的被动。
何剑峰认为，非典最大的“产出”，应该是促使各级政府都建立起应急办公室，随即有了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含预案、机制、体制的“三案一制”。“非典”后，新发传染病实现了有一例公布一例，如今信息透明公开的程度是：传染病预防控制情况，他只是比媒体记者早一点点时间知道而已。
抗击“非典”扭转传染病防控被动局面
记者：回首当年，最初关于“非典”的流行病学调查，有没有经验沿用至今？
何剑峰：我认为，SARS至今，我们从对其一无所知，到摸清流行病学、病原学、流行特征、治疗手段、疫苗研制，真的是摸着石头，成功蹚出血路。广东疾控有效的灵敏反应立下大功。
最早的一份“非典”现场调查报告，2003年1月18日，是我们4人小组第二次赴中山调查，19日晚连夜赶出报告，20日早上送到卫生厅主管副厅长冯鎏祥手上，就在那份连公章都来不及盖的报告草稿上，他就敢明确作出上报国家CDC、隔离治疗、转院汇报等处理批示。如今看来，这样的胆识、务实，依然值得敬佩。这份报告上，“急性发热、胸片有X线改变、早期检查白细胞正常或降低、有与患者密切接触史”等病例定义，随后成为“非典”诊疗认知的基本框架。所提出的“有限人传人现象”的说法，虽然一度被批“吓唬领导”，但确实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当时广医呼研所副所长肖正伦教授正在中山会诊“非典”病人，正是综合了他的临床意见，我们才能做到迅速、准确地完成调查。传染病调查与临床诊疗专家意见结合，也成为传染病现场调查的践行经验。
记者：时至今日，广东提出病毒、中国疾病研究中心认为衣原体的“非典”病因争议，仍然不时被提起，中间真的有过病因模糊吗？
何剑峰：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中山调查时就提出，当时称为“不明原因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传播，可能是短距离的空气传播，而非其他媒介，病原体不明确，病毒还是细菌都未能查明，但是考虑病毒可能性。“早期检查白细胞正常或降低”的病例定义，就是典型的通用的病毒表现。从开始时临床大夫与现场流行病调查一直合作，现场处置上，中山病例隔离治疗、严格探视、通风消毒等措施，非常有效，也是倾向病毒的。
记者：从2003年1月2日，省卫生厅接获河源报告病例及转送医院后感染8名医务人员，直至2月10日才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非典”情况，如今看来，是否存在信息公开不够及时？
何剑峰：1月21日，《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上报，“不明原因肺炎”并不是国家法定传染病，当时甚至连传染病的定义都没有下。就算作为流行病现场调查的专业人士，我们本身开始时都有点被吓着了，以我为例，1月22日我调查顺德卖鸡的“非典”患者，调查4个小时后，就被告知他去世了；过年后我到呼研所作新发病人调查，原来病人就是与我一起追到火葬场做调查的顺德医生和护士长！说实在的，这时我备受打击，满脑子转的是“这鬼东西怎么这么厉害！”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2月10日在广州首先召开“非典”新闻发布会，自2月12日开始，全部数据公布，305例一个不留。
记者：如今的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防控数据公开，是否从“非典”应急处置上学到了什么？
何剑峰：当年为了准确、及时公开“非典”信息，省卫生厅早在2月2日（大年初二）就下发五号文件，紧急通知要求建立完善的卫生监测制度，建设疫情报告监测网络体系。病例日报告、零报告、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从而使农村24小时内、城市12小时内上报，并归口至CDC传防所，规定地市指定一家及以上专门就地收治医院，不乱送患者。至今我们都能拍着胸口说，首场发布会公布的305例，无一错漏！五号文件出台，广东因此创出一套完整的非法定突发传染病的处置体系，包括监测系统、管理要求、收治医院等。
记者：有人说，非典引发的恐慌，造就了全国最好的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您认为呢？
何剑峰：我的观点是，非典最大的“产出”，应该是促使各级政府都建立起应急办公室，随即有了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含预案、机制、体制的“三案一制”。而支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则是我们建成了全世界最好的疫情报告系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到疫情监测直达乡镇一级，零报告、即时报告制度，“秒杀”迟报、漏报、错报，并且一报就直达国家最高监测系统。
2003年春天，广东对突然暴发的“非典”疫情的围剿是成功的，甚至成为公共卫生重大危机处理的典范。十年过去，回望“非典”，满街的口罩、食盐和板蓝根的抢购风波、医护人员舍生忘死迎战的悲壮等充满着记忆，“非典”从何而来、是什么等众多谜团未获破解，至今令人牵挂。
当年拿着第一份非典疫情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冲到省卫生厅主管领导冯鎏祥面前的传染病防治专家何剑峰，现在已经是广东省疾控中心首席专家、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除了感叹抗击非典一役，使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从此获得高度重视、快速发展外，在解谜之路上，至今也只能无奈回答“不知道”。
文/记者何雪华 通讯员梁宁
一场“非典”，仅广东省中医院ICU里30名医护人员就被感染17人，香港一役就痛失299条生命。难怪无论是当年还是十年间，“非典”一词都让世人闻之色变。
2013年2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敦促各国，警惕一种具有潜在致命性、类似“非典”病毒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建议对“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或对严重、进行性或并发症、且治疗无效果的呼吸疾病患者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目前全球报告此种病毒感染病例已有12例，5人死亡。
类似“非典”的字眼，仿佛一下子又把2003年的阴霾拉至世人头顶，并促使人们再度追问：“非典到底来自哪里？它还会卷土重来吗……”
“非典”病毒源头至今尚未弄清楚
记者：2003年暴发的“非典”疫情，河源、中山、佛山先后出现病例，但病毒起源一直没有最终明确。十年过去了，专家们把源头搞清楚了吗？
何剑峰：很遗憾，至今我们尚未弄清楚“非典”病毒的源头来自哪里。较多证据支持的是，病毒来自于野生动物市场，可能来自市场里的果子狸、猫、蛇、山猪、黄猄、兔、山鸡等，也可能包括蝙蝠。我们也曾沿着这一线索追查，可惜的是，涉及到的野生动物市场已经清理了，变成卖蔬菜的了。
记者：近年来，不断有人质疑果子狸被“冤”了，如今的研究仍然把果子狸作为最重点的“非典”病毒嫌疑源头吗？
何剑峰：并不能断定归咎果子狸是“冤假错案”。至今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果子狸不一定是产生病毒的源头，但不可否认的是，果子狸是病毒可能性最大的载体。
近年来，国内外都有人在研究“非典”病毒源头，比如产生于蝙蝠，人工形成“非典”病毒等，但都没有找到充足的论据，更无“板上钉钉”的过硬证据。
记者：“非典”最先发生在中国，但世界卫生组织却采用了外国人的命名SARS病毒。作为流行病学专家，您如何看这一情况？
何剑峰：这确实体现出当时我们的流行病科研技术水平的客观实力。最先明确致病原的并不是中国人，是外国专家明确了冠状病毒。当时我们排除了钩端螺旋体、军团菌、支原体、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炭疽、肺鼠疫、流行性出血热等传染病的可能性，就是没有办法排除禽流感。不过，作为流行病学研究来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至今还是很准确的。
记者：和成人相比，“非典”儿童病例数量少、症状轻，几无死亡病例，为什么会这样？
何剑峰：“非典”一役后，这个疑问被提出且进行过研究，结果是“没答案”，没有证据显示这是“非典”的选择性作用。“非典”早期病例通过野生动物市场起源，感染者是成年人（厨工），之后被感染的多为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在家庭或儿童聚集的小圈子感染机会低微。事实上儿童也有感染“非典”的。可能“非典”病毒的传播环境、特性，与儿童感染机会少有关。
记者：“非典”一役，伤亡惨重，“非典”会不会卷土重来？
何剑峰：正如前面所说，源头都未查清，我们真不敢说“非典”还会不会再来。能肯定的是，万一真的“非典”再来，会有人受感染，但感染范围会非常小；有医护人员感染，但绝对不会再大面积“中招”。“非典”让我们吃了大亏，却给我们提了醒。凭着如今对医生疾病预防控制的培训，我们绝对相信，能将伤亡情况控制到最低的水平。
十年后的我们可能无法想象，“非典”发生之年，人们普遍不知道“疾病预防控制”到底是干什么的。如今，一旦有任何流行性传染病的异常情况，省、市、区三级疾控中心都会成为媒体追访的对象。别听谣，别传谣，一切听疾控专家的。
对于这样的大拐弯，身经“非典”战役，并在随后十年间见证着广东疾控迅猛发展的传染病学专家何剑峰生出很多感叹，并坦言，这是凤凰涅槃式历练后，“非典”留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巨大遗产，“非典”一把扭转传染病防控的被动。
何剑峰认为，非典最大的“产出”，应该是促使各级政府都建立起应急办公室，随即有了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含预案、机制、体制的“三案一制”。“非典”后，新发传染病实现了有一例公布一例，如今信息透明公开的程度是：传染病预防控制情况，他只是比媒体记者早一点点时间知道而已。
抗击“非典”扭转传染病防控被动局面
记者：回首当年，最初关于“非典”的流行病学调查，有没有经验沿用至今？
何剑峰：我认为，SARS至今，我们从对其一无所知，到摸清流行病学、病原学、流行特征、治疗手段、疫苗研制，真的是摸着石头，成功蹚出血路。广东疾控有效的灵敏反应立下大功。
最早的一份“非典”现场调查报告，2003年1月18日，是我们4人小组第二次赴中山调查，19日晚连夜赶出报告，20日早上送到卫生厅主管副厅长冯鎏祥手上，就在那份连公章都来不及盖的报告草稿上，他就敢明确作出上报国家CDC、隔离治疗、转院汇报等处理批示。如今看来，这样的胆识、务实，依然值得敬佩。这份报告上，“急性发热、胸片有X线改变、早期检查白细胞正常或降低、有与患者密切接触史”等病例定义，随后成为“非典”诊疗认知的基本框架。所提出的“有限人传人现象”的说法，虽然一度被批“吓唬领导”，但确实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当时广医呼研所副所长肖正伦教授正在中山会诊“非典”病人，正是综合了他的临床意见，我们才能做到迅速、准确地完成调查。传染病调查与临床诊疗专家意见结合，也成为传染病现场调查的践行经验。
记者：时至今日，广东提出病毒、中国疾病研究中心认为衣原体的“非典”病因争议，仍然不时被提起，中间真的有过病因模糊吗？
何剑峰：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中山调查时就提出，当时称为“不明原因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传播，可能是短距离的空气传播，而非其他媒介，病原体不明确，病毒还是细菌都未能查明，但是考虑病毒可能性。“早期检查白细胞正常或降低”的病例定义，就是典型的通用的病毒表现。从开始时临床大夫与现场流行病调查一直合作，现场处置上，中山病例隔离治疗、严格探视、通风消毒等措施，非常有效，也是倾向病毒的。
记者：从2003年1月2日，省卫生厅接获河源报告病例及转送医院后感染8名医务人员，直至2月10日才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非典”情况，如今看来，是否存在信息公开不够及时？
何剑峰：1月21日，《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上报，“不明原因肺炎”并不是国家法定传染病，当时甚至连传染病的定义都没有下。就算作为流行病现场调查的专业人士，我们本身开始时都有点被吓着了，以我为例，1月22日我调查顺德卖鸡的“非典”患者，调查4个小时后，就被告知他去世了；过年后我到呼研所作新发病人调查，原来病人就是与我一起追到火葬场做调查的顺德医生和护士长！说实在的，这时我备受打击，满脑子转的是“这鬼东西怎么这么厉害！”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2月10日在广州首先召开“非典”新闻发布会，自2月12日开始，全部数据公布，305例一个不留。
记者：如今的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防控数据公开，是否从“非典”应急处置上学到了什么？
何剑峰：当年为了准确、及时公开“非典”信息，省卫生厅早在2月2日（大年初二）就下发五号文件，紧急通知要求建立完善的卫生监测制度，建设疫情报告监测网络体系。病例日报告、零报告、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从而使农村24小时内、城市12小时内上报，并归口至CDC传防所，规定地市指定一家及以上专门就地收治医院，不乱送患者。至今我们都能拍着胸口说，首场发布会公布的305例，无一错漏！五号文件出台，广东因此创出一套完整的非法定突发传染病的处置体系，包括监测系统、管理要求、收治医院等。
记者：有人说，非典引发的恐慌，造就了全国最好的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您认为呢？
何剑峰：我的观点是，非典最大的“产出”，应该是促使各级政府都建立起应急办公室，随即有了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含预案、机制、体制的“三案一制”。而支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则是我们建成了全世界最好的疫情报告系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到疫情监测直达乡镇一级，零报告、即时报告制度，“秒杀”迟报、漏报、错报，并且一报就直达国家最高监测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