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7N9禽流感被高度关注的当口，首先发生第一、第二例病例的上海第五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五院”）被推至舆论漩涡。
本报记者试图还原H7N9禽流感病毒被确诊的经过，我们想知道，当一家普通医院与基层医生在面对一种新型的流感病毒时，他们的心态以及他们诊断该病毒的途径和过程。
病因不明的肺炎？
李老先生的小儿子情况并不乐观，“他的治疗效果不好，抗菌素用了也效果不好，病情危重，我们就考虑它（病因）是一个聚集性的不明原因的肺炎。”
3月7日下午5时20分，五院官方微博发布“网传不明原因死亡病例事件的真相”，称2月14日至2月24日期间，李姓一家三口因发热、咳嗽先后来院就诊，87岁的李某因高龄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于3月4日医治无效死亡；55岁的李某小儿子因“重症肺炎、呼吸衰竭”于2月28日医治无效死亡；69岁的大儿子病情稳定。与患者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和家属均无发病。
“上海市患者李某，男，87岁，2月19日发病，3月4日经积极抢救无效死亡。上海市患者吴某，男，27岁，2月27日发病，3月10日经积极抢救无效死亡。”上海市官方发布的资料也介绍。
本报记者经多方核实，前述吴某即吴亮亮，而李老先生父子中最开始进入五院就诊的是李家小儿子。
五院一位参与接诊的呼吸科医生向本报记者回忆，李老先生的小儿子在李家一家三口中最先发病，“等他2月20日被送到医院急诊的时候就已经昏迷了，表现为重症肺炎，医院对他进行了抢救，气管插管。”
而大概过了5天，即在2月25日深夜左右，87岁的李老先生被送进五院。与此同时，李老先生的大儿子也发病，在医院救治，但其病情稍轻。而李老先生的小儿子情况并不乐观，“他的治疗效果不好，抗菌素用了也效果不好，病情危重，我们就考虑它（病因）是一个聚集性的不明原因的肺炎。”
首次会诊，意见不一
“当时专家会诊的意见，有说军团菌的，也有说不像病毒的，反正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等待病原学的诊断。”
2013年2月26日，上海市闵行区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专家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专家来到五院会诊。这即为五院的首次会诊。
“当时专家会诊的意见，有说军团菌的，也有说不像病毒的，反正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等待病原学的诊断。后来病原学的诊断，他们去CDC做下来，基本上排除了甲型H1N1流感及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SARS这些法定传染病，就是说当时没有明确是病毒感染引起的。”一位与会者称。
而据上海市卫生局发布的通报称，五院先后向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送检了李某的病例标本，两中心开展了实验室筛查，排除了感染季节性流感、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非典、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
在这次会诊中，代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方面参与的此次会诊的该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提出，要对病人李老先生使用达菲（Tamiflu）治疗。
“如果要用达菲，最好是越早越好，最好是48小时之内使用，那时有效果；但是超过48小时再用，依然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那时病人的情况是用达菲已经没有太多的效果了，但是因为考虑到病人可能是甲流，用达菲总归比不用要好。”近日，卢洪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卢洪洲也发现，这位87岁的李老先生，“当时他的情况已经非常差了，炎症也很重。因为老先生本身是高龄，而且生理方面，一般人的心脏是左侧为主，他是右位心，右位肝，这是先天性的一个不正常的位置；二是，他有十年的高血压，还有将近十年的慢性支气管炎，所以那时已经出现了心脏、肺脏、肝脏这些脏器的累积，所以尽管当时考虑到可能是一个流感，而且当时会诊时已经把这个达菲用上去了，后来还是情况不好。高龄、又有一些基础性疾病，这样都容易出现重症或死亡的情况。”
而一个疑惑是，当时针对李家父子三人所做的常规甲型H1N1流感、H5N1检测，结果显示都是阴性的，“但是，它的症状又像是一个甲流的症状，那就有可能是新的病毒（引起的）。当时我只是怀疑，考虑可能是传染病，然后我就请五院按照生物安全的要求把相关的标本送到我们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去做检测。”卢洪洲说。
先后有19份病毒标本被送至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做分型监测。
本报记者辗转了解到的情况是，首批送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病例标本包括9份，即李家父子三人每人各一个咽拭子、一个痰标本、一个血清标本；第二批标本则由专门接送标本的车辆送至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
再次会诊，怀疑是传染性疾病或未知病毒
当天会诊完之后，白春学都不敢进家门，他将衣服放在外面洗，没敢带回家。
而在第一次会诊结束后，五院呼吸科主任揭志军教授依然感到非常疑惑，“毕竟3个病人的症状、体征还有影像学表现还是比较相似的，而且白细胞都偏低，都有这些症状。而且他们发病有一个聚集性，也找不到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
而一些呼吸科的医生也感觉到，虽然一开始是按照规范化的指南来治疗李家父子，“当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肯定是要怀疑是不是这种少见的病原体的”。
当时一些声音也认为，各人有各人专长，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多一些人会诊，当然会有一些益处”。
当时对于标本的检测依然在进行中，结果未出。
于是在2月28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白春学教授被邀请参加五院的第二次会诊。白春学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心血管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曾师从国际著名危重医学和生理学家Matthay教授，是呼吸内科领域的领军人物。
白春学这一天参与诊断李老先生时，发现其病情“很危重”。白春学也表示，当时五院一位副院长与多位呼吸科医生均参与了这次会诊。而此时，李老先生的小儿子已经救治无效去世。
在通过对于李老先生会诊后，白春学教授高度怀疑是跟呼吸道病毒的感染有关，“他们请我去是让我去治疗病人的ARDS（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他们觉得这方面我最权威，就是说，他们找我去解决下游的病去了，我觉得这个病人不应该不是传染病啊，所以我又重新把上游的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我提出可能是流感病毒造成的，引起大家的重视”。白春学教授告诉本报记者。
当时白春学教授发现，有一些医护人员还戴着一次性的纱布口罩。在十年前就参与救治SARS病人的白春学教授则在当天提出，他坚决怀疑此病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所以在医院隔离室接触病人时，他反而戴了个醒目的N95口罩。
而此阶段，五院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做防护工作，他们主要的防护措施为配备戴了N95的口罩、帽子，但那段时间医生们的心态很矛盾，他们也并没有时时刻刻带着N95的口罩，“你想，在病房这种全副武装的，病人也比较恐慌”。一位医生说。
参与了第二次会诊的揭志军医生也肯定了这个说法，他回忆，“白教授当场表示，说有可能是一个未知的病毒，所以要求进一步做病毒的检测。白教授建议我去找（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但我后来跟他说我们和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合作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巴斯德研究所是同样性质的单位，我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
当天会诊完之后，白春学都不敢进家门，他将衣服放在外面洗，没敢带回家，“但后来我还是觉得安心一点，因为我去会诊的时候，问了一下我周围的医生、护士，他们就戴着一次性的口罩，但过了一个星期了，都没什么事情，我觉得可能传染性不大；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人有事，那就说明肯定没有传染了”。
白春学教授也总结，H7N9禽流感与SARS是不同的，“SARS非常明确，在人和人之间非常容易传播，比如说，当时发现一个SARS病人的时候，有很多人已经感染了。像目前这个H7N9病毒，倒没有这种情况。”
在4月7日下午，在上海市政府召开有关新闻发布会时，一位陪同白春学前去的上海市卫生局人士跟他说，正因为他参与了2月28日五院会诊，才让他们又重新紧张起来了。
在2005年10月20日，时任湖南省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的罗如平组建了一个10人的紧急治疗小组，对发烧的9岁男孩贺俊尧进行紧急救治工作。贺俊尧后被我国内地确定为两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病例之一。彼时，罗如平医生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并未达菲治疗贺，而使用了超微剂量肝素，这是针对早期的DIC，即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症状，他们使用的另一种药物是静脉丙种球蛋白，这是针对SARS等重症患者的一种常规性药物，主要是帮助增强抗体中和病毒的能力。
而记者多方渠道确认，在这次对李老先生和吴亮亮的救治过程中，也使用了静脉丙种球蛋白。
